案件回顾：一场关于”告知”的罗生门
2021年10月31日，患者王某某因”急性胰腺炎伴皮肤巩膜黄染”前往某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就诊。此前，患者已多次因类似症状住院（最近一次为2021年9月14日），并在9月22日的查房记录中明确签署拒绝书——家属及患者本人均签字拒绝ERCP（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）治疗、不同意更换胆道支架，甚至拒绝取出支架，对”延误治疗可能导致感染、梗阻加重、脓毒血症”的风险表示”知情并自负后果”。
此次急诊时，患者出现发热、黄疸加重等胆管炎典型症状，医生初步判断为”脓毒症、急性化脓性梗阻性胆管炎”，但病历显示：13时收治后仅予一般对症处理，未记录病情告知；16:40明确诊断后仍未采取紧急救治措施，亦无病情告知记录；直至22:16才请介入科会诊，此时已错过最佳治疗时机。更关键的是，尽管医生称”多次口头告知病情危重并建议手术”，但病历中仅模糊记录”15:00向家属交代病情危重””19:00消化内科会诊意见病情变化随诊”，既无具体告知内容，也无家属签字确认；22:16″家属不同意上机”的记录同样缺乏签字。
最终，患者因疾病进展死亡。家属以”医院侵犯知情选择权”为由起诉，法院委托鉴定认为：医方诊疗过错原因力为”无责至次要原因”，但因急诊病历未明确记载病情告知过程（仅依赖口头陈述且无证据），导致患方丧失知情选择权，认定医院存在过错，承担30%责任，赔偿29.45万元。
争议焦点：拒绝手术≠免除告知义务
本案的核心矛盾在于：患者已明确拒绝必要治疗（9月22日签字放弃ERCP），为何10月31日急诊时医院仍需为”未书面告知病情”担责？
从法律角度看，患者的知情选择权是医疗行为合法性的基石。《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》第十三条明确规定：”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。需要实施手术、特殊检查、特殊治疗的，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具体说明医疗风险、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，并取得其明确同意；不能或不宜向患者说明的，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，并取得其明确同意。”
本案中，尽管患者9月已签署拒绝治疗的文件，但10月31日急诊时的病情已截然不同——患者出现脓毒症、急性梗阻性胆管炎等危急重症，治疗需求和风险显著升级。此时，医生虽主张”口头告知病情危重并建议手术”，但病历中缺乏具体告知内容的书面记录（如病情摘要、风险说明、替代方案、拒绝签字确认等），导致法院无法采信口头陈述的真实性。
法院的逻辑很明确：患者自主权的行使必须建立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。若医方仅依赖口头告知却未留存书面证据，便无法证明患方是在”明知所有风险与选项”的前提下拒绝治疗，进而可能构成对知情选择权的侵犯。正如判决书所述：”医方可提供已告知病情和家属拒绝治疗的证据（如签字、录音等），若证据真实有效则无过错；反之，则推定告知程序存在瑕疵。”
行业怪象：律师怂恿索赔与医疗压力激增
更值得关注的是，此类纠纷并非孤例。2025年8月，青岛某三甲医院心内科发生类似事件——一名糖尿病、高血压合并尿毒症、多支冠脉病变的危重患者，入院24小时内因病情过重转院途中死亡（家属已签署转院风险知情书）。半年后，家属突然通过”自称法律工作者”的中间人索赔百万，扬言”不赔就闹”。调查发现，这类”职业索赔人”常以”维权”为名，与律所或法律咨询公司勾结，按赔偿比例分成，专门盯上”院内死亡”案例。
据《2024年度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大数据分析》显示：2022年1月20日至2025年1月20日期间，全国医疗损害纠纷案件达16183件，其中2024年单年3934件（含其他关联案件），较2023年暴涨77.29%（终结了此前连续3年下降趋势）。赔偿金额超百万的案件有277件，而多数诉求集中在10万-50万元区间。
这一现象背后是多重因素的叠加：
- “举证倒置”遗留影响：尽管《民法典》已调整医疗侵权举证规则（患者需证明医方过错），但实践中法院仍倾向审查病历完整性，若医方记录存在瑕疵（如告知缺签字、病程记录简略），易被推定存在过错；
- 赔偿标准逐年攀升：以北京为例，2024年死亡赔偿金高达约177万元，叠加丧葬费、护理费等，单案赔偿动辄数十万；
- 不良律师逐利驱动：部分律所或咨询公司瞄准家属情绪，通过”包赢””高比例分成”诱导诉讼，甚至伪造证据；
- 医患信任基础薄弱：患者家属普遍认为”死在医院必有责任”，而医生则抱怨”全力抢救反被索赔”。
破局之道：平衡知情权与医疗风险
面对医疗纠纷的复杂化，需从制度、技术、观念三方面协同改革：
1. 医疗机构：强化病历规范与风险沟通
- 严格病历书写：确保所有病情告知（包括口头告知的关键内容）均有书面记录（如谈话笔录、家属签字确认的拒绝治疗书），必要时同步录音录像；
- 优化告知流程：对急危重症患者，采用”结构化告知模板”（明确病情、风险、替代方案、预期后果），并由患者或家属签署书面确认；
- 加强医患沟通培训：提升医生解释病情的能力，避免因专业术语导致家属理解偏差。
2. 法律层面：细化知情权边界与免责情形
- 明确”拒绝治疗的法律效力”：若患者或家属在充分知情后签署拒绝文件（如拒绝高风险手术），且文件包含风险提示与自愿承担后果的表述，法院应尊重其自主权；
- 区分”过错责任”与”无过错补偿”：对于确无诊疗过错但患者死亡的案例（如疾病自然进展），可探索建立医疗意外补偿基金，减少诉讼依赖。
3. 社会治理：打击职业索赔与重建信任
- 监管法律咨询服务：严查以”维权”为名的牟利行为，对煽动恶意诉讼的律所或中介追究责任；
- 推广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：通过专业调解机构平衡医患诉求，降低诉讼成本；
- 普及医疗风险常识：通过公众教育让家属理解”医学的局限性”，减少非理性索赔。
结语：医疗的本质是信任，而非对抗
王某某案的判决提醒我们：知情选择权不是单方面的”拒绝权”，而是建立在医方充分告知基础上的双向选择。医生既要坚守”不伤害原则”，也要通过规范记录保护自身权益；患者家属需理性看待医疗风险，而非将”死亡”简单等同于”过错”。唯有通过制度完善、技术赋能与观念进步，才能让医疗回归救死扶伤的本质，让医患关系走出”对抗-索赔-更对抗”的恶性循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