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黄金时代的落幕：从”躺着赚钱”到”恶性竞争”
十年前，县城手机店还是令人羡慕的生意。那时的手机市场如同暴利行业，运营商补贴、品牌专卖店遍地开花，一条街上挤满手机店，导购员甚至会因为抢客户大打出手。徐雪峰回忆，当年只要开一家店，”找几个小学毕业的阿姨当营业员，都能轻松卖手机”。刘康更是在2G转3G的浪潮中，靠与移动公司合作卖号卡，一度成为镇上的”号贩子”。
然而，随着智能手机普及率接近饱和，电商渠道崛起，这条曾经繁华的手机街开始萎缩。如今，县城里的手机店越来越少，曾经的”手机一条街”逐渐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冷清的店铺和稀少的顾客。徐雪峰发现，”几乎没有新入行的老板，新的都是做线上的，比如以租代售、二手上门回收等等”。
二、价格战与微利时代：从”暴利”到”保本”
手机行业的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。过去，一台手机售价1999元，经销商能赚500元，如今只能赚100元。费凡的公司甚至在5月20日开启降价销售，”原来一台能赚500元，如今只赚100元”。即便如此，销量提升有限，库存压力依然巨大。
更糟糕的是，线上渠道的价格优势让线下门店难以竞争。徐雪峰发现，”官网常常更便宜”，而618、双11等电商大促更是让线下门店雪上加霜。为了留住顾客，他不得不提供”保价服务”——如果618期间网上降价，他也会相应降价或退款。但这种策略只能吸引价格敏感型客户，粘性极低。
三、服务升级与”情绪价值”：从卖手机到”卖人情”
在微利时代，手机店不得不转向服务竞争。徐雪峰形容现在的销售模式是”看人下菜”——根据顾客需求推荐不同机型，甚至提供贴膜、导资料、注册微信等额外服务。更离谱的是，一些顾客会把手机”当”给他，等发工资再赎回，甚至有人找他帮忙定位失踪的家人或解决”手机被监听”的荒唐问题。
然而，服务再周到也无法挽回流失的顾客。新一代消费者要么离开县城，要么转向电商，熟客越来越少。冯晓艺发现，”连疫情期间的生意都不如”，她不得不尝试拍短视频吸引年轻人，但效果有限。
四、转型自救：二手回收、即时零售与”苟延残喘”
面对困境，县城手机店开始尝试各种自救方式：
- 二手回收：徐雪峰增设二手机柜台，自学换屏、换电池等技术，甚至要求顾客身份证拍照留证以防赃机。王志强更通过新媒体教学，培养徒弟回县城开回收店，一天能赚1000~2000元。
- 即时零售：费凡的公司成立”一小时速达”部门，覆盖周边10公里商圈，虽然利润低，但能清理库存、提高资金周转率。
- 融合产品：部分门店开始卖智能手表、平板电脑甚至汽车，但加剧了资金压力。
- 关店收缩：徐雪峰家从5家店关到只剩3家，员工从9人裁到2人，”能维持开销就不错了”。
五、未来：消失的县城手机街与”不上不下”的宿命
手机行业的未来似乎已定——大公司集中资源，小夫妻店勉强维持，”不上不下”的门店终将消失。费凡认为，”商场店会取代街边店”，但即便如此，线上冲击仍无法避免。徐雪峰苦笑：”如果车贷房贷还完了，我也不想干了。”但他也知道，自己除了手机生意，”还能干什么？”
县城手机一条街的消亡，不仅是商业变迁的缩影，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。从暴利到微利，从暴增到萎缩，这条街的故事，或许就是中国三四线城市消费市场变迁的生动写照。